了起来，并把一只手伸给娜塔丽，她也站了起来。“我们到爱斯加戈餐厅去。”

“谢谢你，我们一会儿和勃纳-沃克勋爵一起吃饭。并且希望把帕格-亨利也骗了去。”

斯鲁特请娜塔丽吃了一顿华盛顿最丰盛的晚餐，还喝了香槟酒，又带她到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喜歌剧。然后把她带回到他住的公寓，怀着侥幸的心理。他抱着一般男人所习惯的想法，认为只要一切顺利，他可以在一个晚上就把她重新夺回来。她曾经一度象奴隶般地崇拜他；这样一种感情怎么可能消失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自己的又一个虏获物。他一直为自己计划着一桩审慎的婚姻，花天酒地玩够之后，在三十多岁时娶一位富裕的或出身名门望族的姑娘做妻子。现在娜塔丽-杰斯特罗引起他的狂热，早把一切审慎的打算抛到了九霄云外。莱斯里-斯鲁特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需要任何东西象需要娜塔丽-杰斯特罗那样迫切。她现在这种忧郁的神情和瘦弱的样子，特别具有诱惑力。他非常乐意和她结婚，或是做任何事，只要能把她夺回来。他打开房门，扭亮电灯。“上帝，差一刻一点了，戏真长，喝点儿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我明天还要去纽约的几家法院到处查找埃伦的证件呢，我最好早点睡觉。”

“让我再看看他的信，娜塔丽。你去配两杯酒。”

“好吧。”

斯鲁特把鞋、上衣和领带都脱掉，躺到一个有扶手的椅子上，戴上黑边眼镜，然后仔细看起信来。他从墙上拿下一本又一本书——厚厚的绿皮政府法令索编——一面喝酒，一面看。在沉默中，只听见两只酒杯里的冰块碰撞的声音。

“过来，”他说。

灯光下，娜塔丽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斯鲁特拿着一本书，指给她看国务院关于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归化公民的规定。这类归化公民丧失了美国国籍，但是书内列举了七种例外，其中有些似乎符合埃伦-杰斯特罗的情况，如居住国外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再如本人年龄超过六十岁，已经退休，在国外居住期间和美国保持联系。

“埃伦有两个问题比较麻烦，”斯鲁特说。“首先关于他父亲的归化问题，有一点是含糊不清的。要是埃伦当时已经成年，哪怕过了一星期或者一天，那么从法律上讲，他就不算是美国人，而且从来就不算是美国人。即便他那时候是美国人，他也还有这个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我曾经向他讲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劝他应该回美国住上几个月。因为自从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许多护照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麻烦，这类事我见的实在太多了。”斯鲁特拿着酒杯走进他的小厨房，又配了点酒，随后又继续说：“埃伦简直是个糊涂虫。但是这样的人远不止他一个，美国人对自己国籍的不关心和糊涂，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在华沙，每个星期都有十几起这种麻烦事情发生。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让国务卿向罗马领事馆打个招呼。招呼打到了，埃伦的问题就解决了。”他穿着袜子走到睡椅那里，递给她一杯酒，坐在她旁边。“但是打算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任何技术性的问题，不论问题多么小，我连想都不敢想。欧洲来的这类案件堆积如山，可能埃伦还得等上一年半。因此我认为你到布朗克斯区各法院去查找有关他的侨民登记和他父亲归化的记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还不需要这样做。埃伦究竟还是个有名的学者，我希望国务卿看到这些漫不经心的教授们所干的蠢事时会觉得好笑，摇摇头，然后给罗马写一封信。明天早上我首先去办这件事。他是个正派人，这个应该可以办到。”娜塔丽瞪着眼看他。他说：“怎么了？”

“噢，没什么。”这个姑娘一下子喝下半杯酒。“结识一个与重要人物相识的人的确有好处，对不对？可是，我如果要在华盛顿呆到周末，我就得找个旅馆住，莱斯里，今晚住这里，以后可不行，就连今晚我都觉得挺别扭。也许还有几家旅馆可以再问问。”

“去问吧。我已经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啦，五月份在华盛顿住旅馆根本不可能。这里正在开四个大会。”

“如果拜伦知道，那可糟了。”

“难道他不相信我睡在长椅上？”

“如果他知道了，他只好这么相信。莱斯里，你想想办法，让我获得去意大利的许可，好吗？”

他的嘴闭得紧紧的，摇摇头。“我跟你说过，国务院正在劝美国人离开意大利呢。”

“可是我要不去，埃伦就回不了国。”

“为什么？脚踝骨折又不是残废不能走路。”

“他就是不肯鼓起劲头来离开那里。你知道他那脾气。他总是过一天算一天，磨磨蹭蹭，心存侥幸。”

斯鲁特耸耸肩说：“我看你想到那里去并不是为了帮助埃伦，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为了躲开这里而已，娜塔丽。你要躲开这里是因为你感到对你那个潜水艇男朋友很不理解，也因为你失去父亲感到伤心。实际上，你现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你倒好象挺聪明！”娜塔丽砰的一下把还有一半酒的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