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地邀请维克多-亨利到郊区他们租的一所房子里占吃便饭。帕格看到拜伦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就婉言谢绝了。

“我就住在潜艇上，”拜伦说。他们开了帕格从公用物资集用场借来的灰色海军汽车驶回马尼拉去。“我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

“干嘛不住在那儿呢？听起来好象挺不错。”

“哦，倒是挺不错。厨子，总管，两个男佣人；花匠，五英亩地，一个游泳池，大伙儿一分摊，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到那儿吃过饭，你要知道，有一些姑娘就在他们那儿过夜——各式各样的姑娘，秘书啊，护士啊，等等——在那儿胡搞一气。”

“是吗？我想这是年轻人的常情。”

“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帕格朝拜伦瞟了一眼。那张有胡子的面孔很严肃。“呃，我只是挨过了不少痛苦的时光，勃拉尼。不过，你做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装出比谁都神圣的样子来！”

“我不觉得比谁神圣。我的妻子在意大利。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可以爱怎样做就怎样做。

“你知道她最近的消息吗？”

“她要在本月十五号飞里斯本。我收到小孩的一张照片。我等会儿给你瞧！真奇怪，他看去跟我小时候的照片非常相象。”

帕格两个月来一直在欣赏放在他钱夹里的那张照片，但是他决定不提它。照片上有给斯鲁特的题词，提起来总有点尴尬。

“离得这么远，真叫人难过，”拜伦感叹说。“爸，你能够想象吗？你的妻子带着个你连见也没有见过的娃娃，在世界的另一边——没有电话，一封信要碰运气才能偶尔收到。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最糟的是，她差点儿从瑞士出来了。但她怕乘德国飞机。她病了，又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我不能怪她。如果还有别的路可走，此刻她该到家啦。那些德国人！混帐的德国人。”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又忸怩不安地没话找话说：“这儿很热，是不是？”

“我已经忘记多热了，勃拉尼。”

“我想俄国是很冷的。”

“嗯，东京也上冻了。”

“告诉我，东京是怎样的？古雅，美丽，还有其他等等，是不是？”

“那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城市，”帕格说，很高兴能把话题岔开。“真可怜。一座单调的、满是简陋小屋的城市，一直伸展到望不到尽头的地方。中心区闹市有几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物和霓虹灯招牌，一群一群矮小的日本人来来去去。多数人穿着西服，但是衣料象是旧吸墨纸做成的。人们可以看到不多几个打扮得象日本洋娃娃似的女人和一些象是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庙宇和宝塔。这座城市并不特别具备东方色彩，它是破旧的，肮脏的，从城市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散发出污水和烂鱼的臭味。在我这么多年的旅行中，东京最使我失望。而且，日本人对白种人的仇恨之深随时可以觉察到。”

“你觉得他们会发动一场战争吗？”

“嗯，那倒是个大问题，”维克多-亨利用指头敲打着驾驶盘。“我有一本论他们神道的书，你最好读一读。这是一本开人眼界的书，是大使给我的。勃拉尼，这里的人民在二十世纪竟然相信——至少有些人是相信的——他们的国王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的帝国一直上溯别二千六百年前。据说在五大陆分离以前，日本是地球上的最高点。所以她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民族，她的使命是征服其他一切国家以保障世界和平。你在笑，孩子，你最好把这本书读一读。就跟纳粹和共产党的宣传一样，他们通过宗教的胡说八道来宣传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一个民族注定要用武力把全世界接收过来。为什么这种思想又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不断地扩散，那只有天知道。这象一种精神上的麻风病。嘿，你饿不饿？我们在吃饭以前先参观一下我们的故居吧。”

在修得很整洁的红胡子的衬托不，拜伦的笑容虽显得古怪，但依旧很可爱。“哎呀，真的，爸爸，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车子沿着哈里逊大道驶去，快到房子门口的时候，拜伦叫喊起来：“天呀，是那座房子吗？已经有人住进去，把房子漆成黄颜色了。”

“就是那所房子，”帕格说。他把车子停在街对面，父子两人从车内出来。讨厌的芥末颜色也使他觉得诧异。低矮的石墙、铁栅栏，连同这所房屋，全都漆成这种颜色；给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旧油漆已经剥落。草地上躺着一辆翻倒的三轮脚踏车、一只红色大皮球、一辆儿童车和一些塑料玩具。

“瞧，树木比过去高大和茂密多了，”拜伦一边说，一边巴着栅栏往里看“可是房子仿佛缩小了。瞧，这就是华伦把红漆罐头扔在我身上的地对。现在还看得出吗？那儿依旧有一个痕迹。”拜伦用鞋擦了擦铺石路上已经暗淡的红色斑点。

“总的说来，我在这儿的日子不好过。华伦把我的头砸破了，于是我恨起他来——”

“不错，还有那辆卡车撞在你的自行车上了。我也觉得，你想起这些事来准不会愉快。